今天一更，实在是疲累，好好休息一天，多多谅解哈。水印广告测试水印广告测试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分隔线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宣大总督履任，张家口、大同总兵更换，还有各镇的一批中下级军官也被调走，由武学出身的顶替。
还有更早的山西巡抚杨涟的到任，大力实施清屯充饷，一些地方官随之被罢黜和换任，山西的官场震动不可谓不大。
而这些变化，对老百姓来说，还感觉得不太明显。除了朝廷的蠲免旨意，令他们欣喜欢悦之外。
但对山西商人，特别是拥有边外贸易特权的商人来说，则越来越感到了压力，以及收入的减少。
要知道，拥有边贸易特权肯定能够赚钱，但走私禁货更是利润巨大。
《明会典》中记载：“有假此窥觇虚实者，中国罔利之徒，与直结交，甚至窃买军器，泄露军情，虽有监市分守等官，势不能禁”。
也就是说，明朝对蒙古诸部开放马市，也并不是什么都卖，至少在一些物资上不是无限量供应。
比如铁器，就是明朝有明确禁止令的。另外，粮食、食盐等很多战略物资，也是限量卖卖。
至于兵器、情报，那就更是严令禁止。而且，这已经不是走私的问题，而属于卖国了。
而晋商八大家的卖国，却不是从私通后金开始。在与蒙古人的贸易中，他们借此发了财，也就是《明会典》所说的“中国罔利之徒”。
要成功走私，自然要交结官府，收买边兵边将，在检查出关时给予方便。时间长了，走私竟有向公开变化的趋势。
但现在，随着朝廷的大力整顿，走私不仅是越来越难，甚至有被完全掐断的可能。
山西介休，范府。
府宅占地数亩，修建得富丽堂皇，虽是商人，却有不下于高官的气派。
很正常，晋商多是官商，借官而起，掌有特权和便利。
如果追根究底，就可以发现，晋商曾经是张居正背后的推动变法的力量。
王崇古、张四维、杨博、王国光等山西官僚，与晋商通过姻亲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
比如王崇古的二姐嫁给了山西商人张允龄，所生之子即为张四维，王崇古的女儿则嫁给了杨博的儿子杨俊卿；
而杨博的两个孙女，则嫁给了张四维的两个儿子张甲徽和张定徽，张四维的一个女儿，则嫁给了马自强的儿子……
正因为如此，便有很多人认为“隆庆和议”虽然在对蒙关系上是英明之举，保证了北疆的上百年安定。
但其时的高官王崇古和张四维拼命卖力，也是出于实现明蒙互市，为自己的富商家族取得赚大钱机会的私心。
事实上，晋商也确实通过边贸发了大财，进一步壮大了家族的财力和在山西的影响。
只不过，山西官场的变动，朝廷政策的变化，似乎正在渐渐堵住晋商的财路。由不得他们不进行商议办法，找到解决之道。
厅堂之内，范永斗面色和煦，听着王登库在发着牢骚，微笑着轻轻颌首。
“要不是咱们不怕危险，出关与蒙人贸易，哪来的边镇安宁？”
王登库还一副抱屈愤慨的模样，大声说道：“现在要卸磨杀驴，断咱们的财路了，哪有这样的道理？”
靳良玉呵呵一笑，慢条斯理地说道：“一朝天子一朝臣，皇帝看好谁，那就是谁。老王啊，莫要如此，须知气大伤肝哪！”
黄云发捋着胡子，缓缓说道：“老靳说得在理，可这事儿吧，也不能就这么算了。该争的，还是要争一下的。”
“怎么争？”王登库瞪着眼睛望过来，“要是用钱买，那也有机会。可现在，连钱都没处送呀！”
靳良玉说道：“看，老王你还是这般急躁。具体是何政策还没搞清，就说没机会。”
停顿了一下，他接着说道：“杨巡抚那里，某托人打听过。这事儿由宣大总督主管，怎么个章程，还要等总督大人宣布。所以，咱们还是耐心等一等为好。”
范永斗点头赞同，说道：“老靳说得在理呀！朝廷要发什么许可证，这和以前‘开中制’也差不多吧？不照样能发财致富？”
明朝洪武年间，为了防卫瓦剌和鞑靼对中原的袭扰，设立九边进行防御。
由于九边距离帝国的统治中心遥远，后勤补给困难重重，为了减轻负担，朝廷与山西商人达成了一个协议，就是所谓的“开中制”，或叫“开粮纳中”。
具体办法是：山西商人向大同、居庸关等几大边关要塞输送粮食，朝廷则给这些商人盐引，使这些商人获得合法贩卖“官盐”的资格。
开中制的优越性在于调动了商人和百姓运送军粮的积极性，不足之处则是让利给盐商，减少了政府的收入。但在明初，总体上来说还是利大于弊。
比如明太祖八次北征，成祖五次北征，耗费军粮马草无数，没出现民怨沸腾的局面，其中的“开中制”功不可没。
而且，商人为了节省运粮成本，招募大量农民在边镇附近开荒种地，也充实了帝国边境，促进了边区的开发。
但任何一个好政策，实施的时间长了，难免出现问题，“纳粮开中”也是一样。
由于贩卖食盐的巨大利润，大量皇亲国戚、贵族官员参与其中，利用权势侵占盐引。皇室也起了很坏的带头作用，把盐引当作了赏赐的手段。
这样一来，盐引超支，盐场又没有那么多盐可供支取，做开中盐生意的商人也就越来越少，开中制由此被破坏。
而山西商人的崛起，却是从“纳粮开中”捞到了第一桶金。
除了正常运作外，他们也用贿赂等手段，花少量的钱，不运粮，却能得到盐引，与权贵侵占的性质也差不多。
所以，边贸许可证的风声传开，王登库、靳良玉等人坐不住了，龙头老大范永斗却还比较沉稳。
在他看来，政策不在于如何制定，而在于如何执行。朝廷的本意，到了地方，会不会被落实执行，会不会跑偏，这其中的说道儿可深了去了。
“可现在的边将，还有地方的官员，都换了不少，怕是不容易再搭上关系了。”王登库轻轻摇头，对此不太乐观。
靳良玉笑道：“能严一时，还能持之长久，某却是不信的。”
范永斗颌首赞同，说道：“万岁年轻，急躁一些，可以理解。咱们现下的缺陷还是朝中无人，或者说是没有够份量的大员替咱们说话。”
万历初期，支持张居正变法的，比如王崇古、张四维、杨博、王国光、马自强等，均是山西籍官员。
这些人在朝中手握重权，山西商人才有了保护伞，才能在第一时间掌握朝廷动向，做出最佳的选择和对策。
等到张居正病逝，从上到下开始对张居正进行清算的时候，张四维便从改革派迅速变成了反张派，商人嘴脸显露无疑。
由此可见，什么支持改革，不存在的。这些亦官亦商的王八蛋，都是为了官位权力，以及家族的聚敛发财。
现在的朝堂上，山西商人确实缺少了代言人。
本来江南的商人士绅会因为东林党的强势而发达，但皇帝却没有给他们这个机会。一顿操作猛如虎，东林和三党在蒙圈中便被干成了二百五。
反倒是通州商帮被重罚后，却又异军突起，不仅得到漕路的便利，更手握国内银镜的独家销售，现在又掺和到物流和边贸上来了。
当然，现在的通州商帮已经更名为“大明商会”。从新名字来看，就知道其不太掩饰的野心，这是要南碾北压一统江湖的节奏啊！
范永斗环视厅中诸人，伸出一根手指沉声强调道：“民爵，当务之急是要获得一个民爵，才能与通州商帮分庭抗礼。否则，面对面便低了一头，如何争锋？”
没错，吴大章终于如愿以偿，在赶赴张家口办“皇差”之前，得到了大明第三个“民爵”的称号，比黄程还要早上几天。
这就拉开了身份上的差距，不管晋商曾经有多大的背景，已经是过去式了。现在，也没有哪个高官敢出来为他们站台。
“现在——”靳良玉摇头叹气，“太晚了吧？”
黄云发也皱紧了眉头，说道：“民爵皆是万岁所赐，我们纵有此心，也搭不上关系呀！”
范永斗苦笑了一下，说道：“某也知道难办，但总要去争取一下。就算今年拿不到许可证，那明年呢，咱们就这么放弃边外贸易啦？”
再次看了一圈陷入沉思的众人，范永斗继续说道：“好好研究一下万岁所赐民爵的这几个人，还是有迹可寻的。一是有钱，二是肯助朝廷，三是办差得力。”
黄云发轻轻颌首，说道：“这就是报上所说的‘义商’吧？”
范永斗用力点头，说道：“没错，就是义商。据某所知，江南的一些富商也在打民爵的主意，就是不知道他们准备如何去做？”
“不管他们怎么做，咱们先定下来章程才好。”靳良玉似乎看到了希望，精神振作起来。
王登库挠了挠头，说道：“也好。某觉得这是个办法，总比啥也不做要强。”
范府外，几双警惕的眼睛在紧紧盯着大门、后门，注意着出来进去的人。
“范大福，范家老人，现为管家。”一个锦衣卫伸手指了指，对头领汇报道：“刚引进去的那个家伙，是蒙古人，出入边关数次了，应该就是敌人的间谍。”
骆养性点了点头，沉声道：“上面有指示，要在范府安插卧底，掌握其通敌卖国的罪证，并伺机实施反间计。这个范大福，先调查清楚，看能不能为我所用。”
“卑职明白。”锦衣卫答应着，脸上浮起几丝冷笑，“范大福的小妾刚给他生了个儿子，爱如珍宝……”
骆养性笑了两声，拍了拍这个锦衣卫的肩膀以示鼓励和赞赏。
东厂主内，镇抚司主外，万岁的安排已经非常明确。尽管也有交叉的时候，但大方向是不会改变的。
而对外战争的胜利，更会让万岁青睐，毕竟是关系到国家安危的大事。
厂卫既然都是万岁的亲信，就难免有争功之心。
骆养性是奉了圣命的，自然知道万岁对这件差使是怎样看重，他岂敢不殚精竭虑，力争完美地完成任务。
而且，他老子离退休也没几年了，下一任的指挥使如不出意外，将在他和刘侨之间产生。
这次出外办差，正是他好好表现，压刘侨一头的良机。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江南豪商，蝗商八大家，这是两个大靶子，是朱由校早就瞄上的目标。
锦衣卫盯住蝗商八大家，因为是涉及到军国大事，涉及到对外战争。
而江南豪商则由东厂负责，把王国忠派到江宁织造，则是监视江南豪商的耳目。
江南豪商不卖国，却是附在大明躯体上的吸血虫。
他们的不法，他们的渗透，使大明财政窘迫，朝政腐败。从内部搞垮大明，他们也是罪魁祸首。
而扶持李旦、颜思齐为首的海商集团，吴大章的通州商帮，不仅是为了增加朝廷的收入。还能堵住蝗商和江南豪商的财路，削弱他们的经济实力。
此消彼长，蛋糕就那么大，商业上的竞争可比表面上看到的激烈的多。而上层的支持与否，则决定着哪个商业集团的兴衰。
张居正、王崇古、张四维等在朝时，晋商借边贸而迅猛发展；
东林官员占据朝堂时，江南商团则势力大张，并介入海贸，并成功阻击了晋商插手海上贸易的企图。
朱由校把海商集团拉拢过来，并相对独立，等于是削减了江南豪商的财源。尽管他们还是能把商货卖给海商，但利润哪有直接把持那么大？
就是这样，朱由校也不会收手。因为商税，他对江南豪商恶意满满，更对勾结或加入商团的官员深恶痛绝。
但在仔细调查分析之后，朱由校也不得不对江南豪商的精明表示钦佩，更意识到推进改革的深入，还不能操之过急。